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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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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输给印尼，彻底无缘2026年世界杯后，伊万并未马上下课，他和球队一同前往重庆，备战10日和巴林的最后一场18强赛，而这，很可能是他执教国足的最后一场比赛了，虽然东亚杯一个月后开打，新帅大概率无法到位，但估计没人愿意再看到他了。
几乎锁定第二将直接晋级世界杯的澳大利亚（最后一场不输沙特5球及以上即可）在第2轮结束便换帅，选择了本土教练波波维奇，他曾是亚足联年度最佳教练，实际上，澳大利亚的教练水平一直不错；沙特队在第4轮后换帅，由超高年薪的曼奇尼变为原教练海纳赫，后者综合表现不错。
所以，此次国足选帅，必须进行全面的研判，这种研判要基于中国足球的现实，以2030年世界杯的备战为例，国足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接轨主流，为什么？世界范围内，欧洲尤其是西欧的教练自然是主流所在，他们拥有更丰富的成长和执教经历，如果是东欧的教练，则以拥有在西欧执教的履历为佳。
最后是要提升预算。从低级别或者小俱乐部寻找年轻教练，当然有可能淘宝成功，但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教练也不容易被认可，这也是我们第一个标准为什么要接轨主流的原因所在。在主流的背景下，选帅的预算自然要有所提升，花小钱办大事，只能碰运气，一分钱一分货才是正常的规律。
国足这次所在的C组共6支球队，日本是绝对的霸主，成绩也好，自然没必要换帅，而排名第二到第四的球队都换了帅。
至于此次国足换帅，客观来讲难度其实很大，建议方向为接轨主流、全面研判、提升预算。
四是要有沟通能力及调节氛围的能力，可以归纳为情商高，中国足球最成功的国字号外教一个是米卢，一个是克劳琛。米卢是球迷熟悉的，情商非常高。克劳琛也很有意思，一位85国青队的球员曾透露，克劳琛在出征世青赛前说要带球队休假，然后再好好打世青赛，足协很无奈，沟通后说好歹带上足球装装样子。那次世青赛，国青三连胜，1/8决赛仅2比3憾负德国。
关于伊万为什么一定使用442菱形站位，或许很难从他嘴里找到真正的答案，但原因应该比较简单——他觉得这是他擅长的体系，包括在攻防层面，理论上是合理的，比如两个边前卫内收便可以是4312的阵型，进攻的话也会更立体，但在实操过程中，羸弱的单后腰其实存在严重问题；又或许他就是固执，尤其是总局和足协更多接管了球队的思想工作后，他在战术和阵型层面的坚持，更像是显示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你思我做，我还算主教练吗？
我们自然期待优秀的本土教练可以执教，比如邵佳一，但他从事主教练工作还不到一年，需要历练。所以，此次换帅应该是接轨主流，寻找在欧洲主流联赛执教，或者在其他国家队执教比较成功的教练。需要说明的是，球员的身价和能力挂钩，教练亦如此，这一次，足协有必要提升换帅的预算，综合来说，就是要全面升级。
伊万对联赛中球员的表现似乎一直没有精准的判断，他唯一的亮点是敢用年轻人，即使犯了错也会给机会，比如胡荷韬和汪海健刚出场的时候都出现过失误，但他给予了充分信任，胡荷韬小有成绩；汪海健这次被弃用是因为在俱乐部打不上，出场实在太少。
一是未来仍旧存在中场失控的情况，此次18强赛，国足多场比赛控球率都在30%以下，下一届世预赛阵容实力很难有实质性提升，所以，善于反击的教练自然是主要方向，至于传控打法的教练，应该玩不转。
一些新人在成长，算是这次兵败唯一的欣慰。
印尼的换帅最有意思，他们是在第6轮后换帅的，下课的是功勋教练申台龙，上任的是克鲁伊维特，但他的执教水平其实并不被认可，但这次换帅很有针对性——以荷兰归化球员组成的“雇佣兵军团”，技战术体系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他们全力以赴，作为偶像级的前荷兰巨星，带着一帮小迷弟踢比赛，斗志不算差。
其次是需要全面地研判。理论上，名帅自然最好，但也可能水土不服，曼奇尼便是失败案例，他曾带国米三连冠、带曼城首夺英超冠军、带意大利获得欧洲杯冠军，算是顶流，但在沙特，他明显没有展示出真正水平。
伊万执教国足，外界诟病的东西确实很多，战术体系尤其是阵型设定是最典型的，临场指挥层面，他也存在僵化、迟缓等明显的问题，包括人员的使用。当然，人员使用层面，更多和技战术设定相关，部分人员的取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此外，放弃部分人员有着其他背景，这涉及到为国出战的欲望、球队的内部氛围、年轻化考虑等多个层面。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可以获得足协和队员更坚定地支持，营造更好的氛围。在目前的国字号教练中，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就是这样的类型，观察敏锐，应变强且擅长沟通，足协、中方同事和队员都非常认可他，但他资历不足，带完这一届U23国家队后，大概率会是下一届U23国家队（05国奥）主教练。
至于把他划到罪人层面上倒是大可不必，只不过是庸碌而已——在技战术能力更强、执行力也更强的球队中，他的弊端不易显现，但他显然不具备体系建设能力，不具备足够的掌控力，更不具备力挽狂澜的能力。
国足上一任教练扬科维奇是一个严谨且勤奋的教练，在执教低级别国字号球队执教时，拥有不错的口碑，他上位后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他的权威不足以支撑强硬的管理模式。相较而言，知名度更高、成功经验更多的教练，在权威性层面上便不存在任何问题，而这种权威性影响的不仅仅是球员及球队的内部氛围，也包括媒体和球迷。
其实，伊万在2010年执教泰山的经历就说明了一些东西。后图拔时代，球队问题多多，但继任者伊万仍在2010年率队夺冠，但2011年仅仅打了两个多月，他就下课了。当时，俱乐部可能觉得，伊万下课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问题越来越多，两年换了五个教练，其中2011年先后有三位教练或代理教练。
目前来看足协有必要面向西欧主流教练，当然，部分长期执教国字号且战绩出色的其他地区教练亦可考虑。
国足的当务之急便是换帅，哪怕无法参加东亚杯，也需确保在9月国际足联比赛日的时候带队。国足多项工作中，管理和换帅是两大关键，前者包括国足的管理体系、思想工作等多个层面，也是足协此前努力的重点；后者则涉及内部氛围、技战术体系、临场指挥等更多直接决定比赛胜负的层面。
二是国足阵容更年轻，首发平均年龄很有可能降低到25岁左右，即05年龄段及以后的球员挑大梁，善于使用年轻球员的教练更有优势。
三是如果对中国足球不熟悉，或者对亚洲足球也不熟悉，那么，具有较强应变能力的教练是方向所在，否则，不熟悉加上不愿意变通，在战术层面容易形成误判。
【球队数据】
3月15日，欧联杯八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AC米兰客场3-1战胜布拉格斯拉维亚，总比分7-3晋级。
第84分钟，尤拉塞克进球。
第37分钟，奇克进球。
AC米兰出场阵容：16-迈尼昂（21’57-斯波蒂耶洛）、2-卡拉布里亚（45’20-卡卢卢）、19-特奥、23-托莫里（45’28-佳夫）、46-加比亚、80-穆萨、7-阿德利、8-奇克（76’14-赖因德斯）、11-普利西奇（62’21-丘库埃泽）、10-莱奥、9-吉鲁
第33分钟，莱奥助攻普利希奇进球。
第45分钟，莱奥世界波进球。
（Cinderella）
【历史交锋】
心源性猝死成为热议话题，在世界足坛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不鲜见，回顾起来，在一次次意外与悲痛后，是反思与措施机制的进步升级。
2016年3月，在泰国低级别联赛的一场热身赛中，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埃肯的23岁喀麦隆球员在比赛无对抗状态下倒地，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维维安-福的外甥，死因是心脏衰竭。时隔13年，悲剧以相同方式降临在同一个家族中，令人尤为悲痛。埃肯的母亲表示，在弟弟福去世后，她曾让孩子们进行过心脏检查，但当时并未发现问题……
2014年11月12日，大连超越俱乐部的梯队训练中，17岁的王仁龙倒地昏厥，送医急救无效离世，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20秒后，丹麦队医飞奔抵达查看；
2018年，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及赛事医疗保障标准》明确规定，赛场配备AED等必要急救设备，是俱乐部获得联赛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37秒后，携带紧急设备的医务人员冲进场地；
不过，即使体检与急救制度升级，一些意外情况依然无法避免，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
如今，在中国的运动赛场，AED除颤等急救设备以及人员、知识的配备与普及，相比当年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职业联赛外，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联赛、业余联赛，都会配置AED等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球员的心源性猝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和埃里克森的幸运相比，早年球员的医疗保障没那么健全。让全世界真正开始关注足坛心源性猝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的悲剧。
在中国足坛的历史上，心源性猝死事件亦屡有发生。
该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赛场，必须配备可以立即取用的AED设备，并安排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急救团队在场，救护车随时待命，这一规定从2019赛季起得到全面执行，并真的有救命之功。
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起死回生”，是广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整套专业响应机制，最终救回了他的命。
赛后，普埃尔塔在返回更衣室后，心脏病再次发作，送医抢救三天后去世，死因为“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
2007年，22岁西班牙后卫普埃尔塔在比赛中一度昏厥，经队医治疗后恢复意识，被搀扶下场。经过场边检查后，令人震惊与懊悔的一幕发生了，普埃尔塔觉得自己已经无恙，坚持要求重返场地，踢完了剩余的比赛，还做出了一次门线救险。
笔者及同事参加过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赛（俗称网络杯），由网信办、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市足协承办。每个比赛日，现场都会配备AED、救护车以及医疗团队，这为参赛者的运动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在当年联合会杯四强战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28岁的福在无对抗状态下突然两眼翻白倒地，队医和急救人员紧急入场，发现他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虽然经过持续4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又送往医疗中心继续抢救，但福还是因心脏骤停去世。
可以说，埃里克森倒在这样一座球场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里有学过急救知识的队友、裁判，因为这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医，因为这里有齐全程度不比救护车差的急救设备，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
福的离世，令国际足联、欧足联等机构开始强制普及心脏健康筛查制度，并推动职业赛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系统性急救培训。
根据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这类大型群众体育比赛现场，必须配备AED，且确保放置在3分钟内可以取用的范围内，医疗团队标配至少1名执业医师或急救医生，同时有救护车待命。另外，参赛人员要签署风险告知书，同时集体购买运动保险。
职业足球这样一整套急救体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案例，经过无数人的反思与努力后，才逐渐健全起来的。
自埃里克森倒地丧失意识开始：
52秒后，AED设备抵达；
5秒后，主裁判泰勒识别出危险，立即吹停比赛，召唤队医；
在当年的条件下，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条件进步与相关保障制度的跟进，抢救成功率有了提升。
“坚持比赛”，成为付出生命的惨痛教训，自此整个足球界达成共识：任何在场上非碰撞引起的突发性昏厥，都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医疗警报，球员必须被立即、强制性地换下，并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可以说，阿圭罗的选择虽然艰难，但却是明智的，在已出现症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职业足球的极端生理负荷，就像在一个不稳定的心脏电路上不断“加压”，极易引发灾难性后果，继续比赛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96秒后，开始除颤操作和心肺复苏……
可以说，如今的办赛理念，从当年的“保障赛事”，已逐渐进阶到“保障参赛者生命健康”这一层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尸检报告显示，福死于“肥厚性心肌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异常增厚，在剧烈运动时，增厚的心肌可能导致心腔血流梗阻，并引发致命的室颤，发病前可能毫无征兆，常规体检也难以发现。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是21世纪最著名的足坛猝死事件之一，也直接改变了现代足球对球员心脏健康的认知和保障体系升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职业球员是身体素质优良、心肺功能发达的典范，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心脏问题猝死，但事实上，一些隐藏的心脏疾病，反而可能被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所诱发。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U21），青岛颐中二队的希望之星、18岁的曹春鹏在无对抗状态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去世，经查死因为“心肌梗塞”。
2021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与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阿圭罗在场上感觉心脏不适，呼吸困难，他主动要求下场，随后入院进行检查，被查出患有“心室性心律失常”。在两个月的治疗与观察后，出于谨慎起见，阿圭罗在12月含泪宣布退役。
另一起与福事件一样震惊世界的猝死案例，发生在西班牙，而且过程更让人扼腕。
与普埃尔塔悲剧形成反差的另一案例，是阿根廷球星阿圭罗的主动退役。
可以说，福的悲剧，是一个将“运动员心源性猝死”这一医学问题，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到全球公众视线前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足球史上的一道伤疤，更是一个转折点，直接促使全球体育界建立起更科学的心脏筛查制度和更完善的赛场急救体系。
设想一下，假如埃里克森像大多普通人那样，倒在了急救资源缺少的家里、健身房或者街头，后果恐怕将是不乐观的。
（李普利）
【球员介绍】
文 | 圆圆
时任中国男篮前主教练尤纳斯听说赛程将被压缩后，公开评价这种做法等于让CBA“倒退20年”。
但这段情节并没有可靠资料支持。2009年7月的公开报道恰恰写明，中国篮协确认姚明因伤不会参加当年的斯坦科维奇杯。
从1997年至2003年，再到2009年至2017年，他两度担任篮管中心主任，前后执掌中国篮球约14年。
如果硬把不存在的2009年参赛经历补进去，反而会削弱对旧管理模式真正应该有的批评。
可这些因素与“信兰成逼姚明参赛，直接导致退役”不是一回事。
要把这笔账算明白，就得先回到他两度掌权的时间线上。
2001年，王治郅加盟达拉斯小牛，成为第一个正式登陆NBA的中国球员。
网上经常有人说，姚明2009年左脚骨裂后，仍被篮协强制召回参加斯坦科维奇杯，最终导致伤情恶化。
到了2002年NBA赛季结束后，他希望留在美国参加夏季联赛，争取新合同和更多出场机会。中国篮协则要求他按照约定回国，随国家队备战世锦赛和釜山亚运会。
没有证据证明某一次行政命令决定了姚明的退役，更不能把姚明主动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选择，全部改写成被迫执行。
这段历史说明，中国篮球既不是换掉一个管理者就会立刻复兴，也不是依靠一位巨星就能解决问题。
一边希望国家队迅速出成绩，一边又削弱国家队赖以选材的职业联赛，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本末倒置。
可篮球运动员不是只靠训练课成长的。
把这两段经历放在一起看，外界为何长期质疑他，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争议最深的正是王治郅事件。
被国家队除名后，王治郅仍然先后效力于快船和热火，NBA道路没有被行政决定直接切断。真正被耽误的，是他和国家队长达数年的合作关系。
这段经历感动了很多人，但也让“姚明为国家队透支身体”的说法越来越流行。
当时一些俱乐部支持缩短赛程，是因为能够减少差旅和外援开支；国家队成绩又长期与管理者考核紧密相连。信兰成是这套思路的重要执行者和代表，却不是唯一制造它的人。
“让中国篮球倒退20年”，成了他身上最醒目的标签。
比赛减少，年轻球员处理关键球的机会就会减少；联赛被反复压缩，俱乐部经营、球迷市场和商业开发也很难形成稳定预期。
青训质量、校园篮球、教练培养、联赛水平、俱乐部经营和国际比赛经验，任何一环薄弱，最后都会反映到国家队身上。
在我眼中，信兰成真正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主要集中在这种管理理念上：把国家队短期成绩放在最前面，让联赛不断为集训让路，希望通过延长集训时间弥补比赛质量不足。
他错过了2002年世锦赛、釜山亚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直到2006年才重返国家队。而那几年恰好处于他25岁至29岁的黄金阶段。
可话说回来，把中国篮球后来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推给信兰成一个人，也过于简单。
在我看来，这件事不能只挑一边说。王治郅没有按照此前约定归队，沟通中的一些做法也不够妥当，他确实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超高身高带来的足部压力、NBA的高强度对抗、连续参赛和恢复时间不足，也可能共同影响了他的职业寿命。
这句话原本针对的并不是姚明退役，而是2009年的CBA政策。
到了2024年10月，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职务，郭振明接任。
王治郅被国家队除名，发生在他的首段任期；围绕CBA赛程和国家队管理的争议，则集中出现在他第二次掌权之后。
姚明2002年进入NBA后，几乎从未拒绝过国家队的重大比赛。
2008年初，他因左脚应力性骨折接受手术。为了赶上北京奥运会，他完成康复后重新归队，最终帮助中国男篮进入八强。
这才是王治郅事件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有人说，他用一纸决定耽误了王治郅，又用重国家队、轻职业规律的管理方式耗尽了姚明。
但问题在于，球员何时归队、能否继续参加NBA夏季联赛，本来可以通过合同和协商解决。篮协却把一次职业安排上的分歧，上升到了职业道德和爱国立场的高度，双方之间原本还有转圜余地的矛盾，也因此彻底激化。
站在王治郅的角度，他担心一旦回国，能否按时返回美国缺乏足够保障；但站在篮协的角度，球员收到国家队征召却没有归队，确实违反了此前安排。
依我看，信兰成没有“毁掉”王治郅，却参与制造了一场本可避免的决裂。
这个人就是信兰成。
信兰成重返篮管中心后，2009—2010赛季CBA常规赛从上一季的50轮缩减到34轮，南北分区被取消，外援使用也受到更多限制。
这位执掌中国篮坛多年的管理者，该承担的责任要说清楚，但那些被扣到他头上的账，同样需要一笔一笔分开算。
姚明那次严重骨裂，发生在火箭与湖人的NBA季后赛中。手术让他缺席了整个2009—2010赛季；2010年复出后，他只打了5场，又被查出新的应力性骨折。
它让中国篮球失去的不只是一个球员的四年，更是运动员对管理体系的信任，而这种“组织安排高于职业协商”的思路，很快又被套到了姚明的故事上。
王治郅被国家队除名，姚明年仅30岁便告别赛场，这两件让中国球迷至今难以释怀的事，后来都被算到了同一个人头上。
2017年姚明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后，推动管办分离、联赛职业化和青训改革，的确改变了不少旧做法。
所以，信兰成该为王治郅事件中过重的行政化处理，以及压缩联赛、重集训轻职业规律的政策承担评价；但姚明的退役，则应回到伤病、赛程和职业生涯的完整时间线上讨论。
2002年10月9日，中国篮协正式宣布将王治郅开除出国家男篮，通报不仅批评他不服从安排，还用了“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爱国精神”等非常沉重的措辞。
不过，说信兰成“一纸命令毁掉了王治郅的NBA生涯”，同样不准确。
2011年7月，反复的足部和脚踝伤病让他宣布退役，NBA后来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时，也把提前告别归因于一连串足部骨折和手术。
可改革并没有立刻换来国家队成绩反弹，2023年世界杯中国男篮仅列第29位，依然没能获得巴黎奥运会资格。
那么，“倒退20年”的说法究竟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姚明长期往返NBA和国家队，比赛负荷很大，这一点不需要回避。
问题就出在这里：原本可以继续谈判的职业分歧，最后被推成了一场立场对决。
历史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找出一个人承包所有错误，而是别再让职业问题变成忠诚考验，也别再拿运动员的健康去赌短期成绩。
【比赛分析】
输给印尼，彻底无缘2026年世界杯后，伊万并未马上下课，他和球队一同前往重庆，备战10日和巴林的最后一场18强赛，而这，很可能是他执教国足的最后一场比赛了，虽然东亚杯一个月后开打，新帅大概率无法到位，但估计没人愿意再看到他了。
几乎锁定第二将直接晋级世界杯的澳大利亚（最后一场不输沙特5球及以上即可）在第2轮结束便换帅，选择了本土教练波波维奇，他曾是亚足联年度最佳教练，实际上，澳大利亚的教练水平一直不错；沙特队在第4轮后换帅，由超高年薪的曼奇尼变为原教练海纳赫，后者综合表现不错。
所以，此次国足选帅，必须进行全面的研判，这种研判要基于中国足球的现实，以2030年世界杯的备战为例，国足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接轨主流，为什么？世界范围内，欧洲尤其是西欧的教练自然是主流所在，他们拥有更丰富的成长和执教经历，如果是东欧的教练，则以拥有在西欧执教的履历为佳。
最后是要提升预算。从低级别或者小俱乐部寻找年轻教练，当然有可能淘宝成功，但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教练也不容易被认可，这也是我们第一个标准为什么要接轨主流的原因所在。在主流的背景下，选帅的预算自然要有所提升，花小钱办大事，只能碰运气，一分钱一分货才是正常的规律。
国足这次所在的C组共6支球队，日本是绝对的霸主，成绩也好，自然没必要换帅，而排名第二到第四的球队都换了帅。
至于此次国足换帅，客观来讲难度其实很大，建议方向为接轨主流、全面研判、提升预算。
四是要有沟通能力及调节氛围的能力，可以归纳为情商高，中国足球最成功的国字号外教一个是米卢，一个是克劳琛。米卢是球迷熟悉的，情商非常高。克劳琛也很有意思，一位85国青队的球员曾透露，克劳琛在出征世青赛前说要带球队休假，然后再好好打世青赛，足协很无奈，沟通后说好歹带上足球装装样子。那次世青赛，国青三连胜，1/8决赛仅2比3憾负德国。
关于伊万为什么一定使用442菱形站位，或许很难从他嘴里找到真正的答案，但原因应该比较简单——他觉得这是他擅长的体系，包括在攻防层面，理论上是合理的，比如两个边前卫内收便可以是4312的阵型，进攻的话也会更立体，但在实操过程中，羸弱的单后腰其实存在严重问题；又或许他就是固执，尤其是总局和足协更多接管了球队的思想工作后，他在战术和阵型层面的坚持，更像是显示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你思我做，我还算主教练吗？
我们自然期待优秀的本土教练可以执教，比如邵佳一，但他从事主教练工作还不到一年，需要历练。所以，此次换帅应该是接轨主流，寻找在欧洲主流联赛执教，或者在其他国家队执教比较成功的教练。需要说明的是，球员的身价和能力挂钩，教练亦如此，这一次，足协有必要提升换帅的预算，综合来说，就是要全面升级。
伊万对联赛中球员的表现似乎一直没有精准的判断，他唯一的亮点是敢用年轻人，即使犯了错也会给机会，比如胡荷韬和汪海健刚出场的时候都出现过失误，但他给予了充分信任，胡荷韬小有成绩；汪海健这次被弃用是因为在俱乐部打不上，出场实在太少。
一是未来仍旧存在中场失控的情况，此次18强赛，国足多场比赛控球率都在30%以下，下一届世预赛阵容实力很难有实质性提升，所以，善于反击的教练自然是主要方向，至于传控打法的教练，应该玩不转。
一些新人在成长，算是这次兵败唯一的欣慰。
印尼的换帅最有意思，他们是在第6轮后换帅的，下课的是功勋教练申台龙，上任的是克鲁伊维特，但他的执教水平其实并不被认可，但这次换帅很有针对性——以荷兰归化球员组成的“雇佣兵军团”，技战术体系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他们全力以赴，作为偶像级的前荷兰巨星，带着一帮小迷弟踢比赛，斗志不算差。
其次是需要全面地研判。理论上，名帅自然最好，但也可能水土不服，曼奇尼便是失败案例，他曾带国米三连冠、带曼城首夺英超冠军、带意大利获得欧洲杯冠军，算是顶流，但在沙特，他明显没有展示出真正水平。
伊万执教国足，外界诟病的东西确实很多，战术体系尤其是阵型设定是最典型的，临场指挥层面，他也存在僵化、迟缓等明显的问题，包括人员的使用。当然，人员使用层面，更多和技战术设定相关，部分人员的取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此外，放弃部分人员有着其他背景，这涉及到为国出战的欲望、球队的内部氛围、年轻化考虑等多个层面。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可以获得足协和队员更坚定地支持，营造更好的氛围。在目前的国字号教练中，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就是这样的类型，观察敏锐，应变强且擅长沟通，足协、中方同事和队员都非常认可他，但他资历不足，带完这一届U23国家队后，大概率会是下一届U23国家队（05国奥）主教练。
至于把他划到罪人层面上倒是大可不必，只不过是庸碌而已——在技战术能力更强、执行力也更强的球队中，他的弊端不易显现，但他显然不具备体系建设能力，不具备足够的掌控力，更不具备力挽狂澜的能力。
国足上一任教练扬科维奇是一个严谨且勤奋的教练，在执教低级别国字号球队执教时，拥有不错的口碑，他上位后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他的权威不足以支撑强硬的管理模式。相较而言，知名度更高、成功经验更多的教练，在权威性层面上便不存在任何问题，而这种权威性影响的不仅仅是球员及球队的内部氛围，也包括媒体和球迷。
其实，伊万在2010年执教泰山的经历就说明了一些东西。后图拔时代，球队问题多多，但继任者伊万仍在2010年率队夺冠，但2011年仅仅打了两个多月，他就下课了。当时，俱乐部可能觉得，伊万下课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问题越来越多，两年换了五个教练，其中2011年先后有三位教练或代理教练。
目前来看足协有必要面向西欧主流教练，当然，部分长期执教国字号且战绩出色的其他地区教练亦可考虑。
国足的当务之急便是换帅，哪怕无法参加东亚杯，也需确保在9月国际足联比赛日的时候带队。国足多项工作中，管理和换帅是两大关键，前者包括国足的管理体系、思想工作等多个层面，也是足协此前努力的重点；后者则涉及内部氛围、技战术体系、临场指挥等更多直接决定比赛胜负的层面。
二是国足阵容更年轻，首发平均年龄很有可能降低到25岁左右，即05年龄段及以后的球员挑大梁，善于使用年轻球员的教练更有优势。
三是如果对中国足球不熟悉，或者对亚洲足球也不熟悉，那么，具有较强应变能力的教练是方向所在，否则，不熟悉加上不愿意变通，在战术层面容易形成误判。
【球队数据】
3月15日，欧联杯八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AC米兰客场3-1战胜布拉格斯拉维亚，总比分7-3晋级。
第84分钟，尤拉塞克进球。
第37分钟，奇克进球。
AC米兰出场阵容：16-迈尼昂（21’57-斯波蒂耶洛）、2-卡拉布里亚（45’20-卡卢卢）、19-特奥、23-托莫里（45’28-佳夫）、46-加比亚、80-穆萨、7-阿德利、8-奇克（76’14-赖因德斯）、11-普利西奇（62’21-丘库埃泽）、10-莱奥、9-吉鲁
第33分钟，莱奥助攻普利希奇进球。
第45分钟，莱奥世界波进球。
（Cinderella）
【历史交锋】
心源性猝死成为热议话题，在世界足坛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不鲜见，回顾起来，在一次次意外与悲痛后，是反思与措施机制的进步升级。
2016年3月，在泰国低级别联赛的一场热身赛中，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埃肯的23岁喀麦隆球员在比赛无对抗状态下倒地，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维维安-福的外甥，死因是心脏衰竭。时隔13年，悲剧以相同方式降临在同一个家族中，令人尤为悲痛。埃肯的母亲表示，在弟弟福去世后，她曾让孩子们进行过心脏检查，但当时并未发现问题……
2014年11月12日，大连超越俱乐部的梯队训练中，17岁的王仁龙倒地昏厥，送医急救无效离世，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20秒后，丹麦队医飞奔抵达查看；
2018年，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及赛事医疗保障标准》明确规定，赛场配备AED等必要急救设备，是俱乐部获得联赛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37秒后，携带紧急设备的医务人员冲进场地；
不过，即使体检与急救制度升级，一些意外情况依然无法避免，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
如今，在中国的运动赛场，AED除颤等急救设备以及人员、知识的配备与普及，相比当年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职业联赛外，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联赛、业余联赛，都会配置AED等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球员的心源性猝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和埃里克森的幸运相比，早年球员的医疗保障没那么健全。让全世界真正开始关注足坛心源性猝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的悲剧。
在中国足坛的历史上，心源性猝死事件亦屡有发生。
该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赛场，必须配备可以立即取用的AED设备，并安排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急救团队在场，救护车随时待命，这一规定从2019赛季起得到全面执行，并真的有救命之功。
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起死回生”，是广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整套专业响应机制，最终救回了他的命。
赛后，普埃尔塔在返回更衣室后，心脏病再次发作，送医抢救三天后去世，死因为“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
2007年，22岁西班牙后卫普埃尔塔在比赛中一度昏厥，经队医治疗后恢复意识，被搀扶下场。经过场边检查后，令人震惊与懊悔的一幕发生了，普埃尔塔觉得自己已经无恙，坚持要求重返场地，踢完了剩余的比赛，还做出了一次门线救险。
笔者及同事参加过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赛（俗称网络杯），由网信办、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市足协承办。每个比赛日，现场都会配备AED、救护车以及医疗团队，这为参赛者的运动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在当年联合会杯四强战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28岁的福在无对抗状态下突然两眼翻白倒地，队医和急救人员紧急入场，发现他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虽然经过持续4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又送往医疗中心继续抢救，但福还是因心脏骤停去世。
可以说，埃里克森倒在这样一座球场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里有学过急救知识的队友、裁判，因为这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医，因为这里有齐全程度不比救护车差的急救设备，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
福的离世，令国际足联、欧足联等机构开始强制普及心脏健康筛查制度，并推动职业赛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系统性急救培训。
根据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这类大型群众体育比赛现场，必须配备AED，且确保放置在3分钟内可以取用的范围内，医疗团队标配至少1名执业医师或急救医生，同时有救护车待命。另外，参赛人员要签署风险告知书，同时集体购买运动保险。
职业足球这样一整套急救体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案例，经过无数人的反思与努力后，才逐渐健全起来的。
自埃里克森倒地丧失意识开始：
52秒后，AED设备抵达；
5秒后，主裁判泰勒识别出危险，立即吹停比赛，召唤队医；
在当年的条件下，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条件进步与相关保障制度的跟进，抢救成功率有了提升。
“坚持比赛”，成为付出生命的惨痛教训，自此整个足球界达成共识：任何在场上非碰撞引起的突发性昏厥，都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医疗警报，球员必须被立即、强制性地换下，并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可以说，阿圭罗的选择虽然艰难，但却是明智的，在已出现症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职业足球的极端生理负荷，就像在一个不稳定的心脏电路上不断“加压”，极易引发灾难性后果，继续比赛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96秒后，开始除颤操作和心肺复苏……
可以说，如今的办赛理念，从当年的“保障赛事”，已逐渐进阶到“保障参赛者生命健康”这一层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尸检报告显示，福死于“肥厚性心肌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异常增厚，在剧烈运动时，增厚的心肌可能导致心腔血流梗阻，并引发致命的室颤，发病前可能毫无征兆，常规体检也难以发现。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是21世纪最著名的足坛猝死事件之一，也直接改变了现代足球对球员心脏健康的认知和保障体系升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职业球员是身体素质优良、心肺功能发达的典范，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心脏问题猝死，但事实上，一些隐藏的心脏疾病，反而可能被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所诱发。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U21），青岛颐中二队的希望之星、18岁的曹春鹏在无对抗状态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去世，经查死因为“心肌梗塞”。
2021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与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阿圭罗在场上感觉心脏不适，呼吸困难，他主动要求下场，随后入院进行检查，被查出患有“心室性心律失常”。在两个月的治疗与观察后，出于谨慎起见，阿圭罗在12月含泪宣布退役。
另一起与福事件一样震惊世界的猝死案例，发生在西班牙，而且过程更让人扼腕。
与普埃尔塔悲剧形成反差的另一案例，是阿根廷球星阿圭罗的主动退役。
可以说，福的悲剧，是一个将“运动员心源性猝死”这一医学问题，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到全球公众视线前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足球史上的一道伤疤，更是一个转折点，直接促使全球体育界建立起更科学的心脏筛查制度和更完善的赛场急救体系。
设想一下，假如埃里克森像大多普通人那样，倒在了急救资源缺少的家里、健身房或者街头，后果恐怕将是不乐观的。
（李普利）
【球员介绍】
文 | 圆圆
时任中国男篮前主教练尤纳斯听说赛程将被压缩后，公开评价这种做法等于让CBA“倒退20年”。
但这段情节并没有可靠资料支持。2009年7月的公开报道恰恰写明，中国篮协确认姚明因伤不会参加当年的斯坦科维奇杯。
从1997年至2003年，再到2009年至2017年，他两度担任篮管中心主任，前后执掌中国篮球约14年。
如果硬把不存在的2009年参赛经历补进去，反而会削弱对旧管理模式真正应该有的批评。
可这些因素与“信兰成逼姚明参赛，直接导致退役”不是一回事。
要把这笔账算明白，就得先回到他两度掌权的时间线上。
2001年，王治郅加盟达拉斯小牛，成为第一个正式登陆NBA的中国球员。
网上经常有人说，姚明2009年左脚骨裂后，仍被篮协强制召回参加斯坦科维奇杯，最终导致伤情恶化。
到了2002年NBA赛季结束后，他希望留在美国参加夏季联赛，争取新合同和更多出场机会。中国篮协则要求他按照约定回国，随国家队备战世锦赛和釜山亚运会。
没有证据证明某一次行政命令决定了姚明的退役，更不能把姚明主动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选择，全部改写成被迫执行。
这段历史说明，中国篮球既不是换掉一个管理者就会立刻复兴，也不是依靠一位巨星就能解决问题。
一边希望国家队迅速出成绩，一边又削弱国家队赖以选材的职业联赛，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本末倒置。
可篮球运动员不是只靠训练课成长的。
把这两段经历放在一起看，外界为何长期质疑他，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争议最深的正是王治郅事件。
被国家队除名后，王治郅仍然先后效力于快船和热火，NBA道路没有被行政决定直接切断。真正被耽误的，是他和国家队长达数年的合作关系。
这段经历感动了很多人，但也让“姚明为国家队透支身体”的说法越来越流行。
当时一些俱乐部支持缩短赛程，是因为能够减少差旅和外援开支；国家队成绩又长期与管理者考核紧密相连。信兰成是这套思路的重要执行者和代表，却不是唯一制造它的人。
“让中国篮球倒退20年”，成了他身上最醒目的标签。
比赛减少，年轻球员处理关键球的机会就会减少；联赛被反复压缩，俱乐部经营、球迷市场和商业开发也很难形成稳定预期。
青训质量、校园篮球、教练培养、联赛水平、俱乐部经营和国际比赛经验，任何一环薄弱，最后都会反映到国家队身上。
在我眼中，信兰成真正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主要集中在这种管理理念上：把国家队短期成绩放在最前面，让联赛不断为集训让路，希望通过延长集训时间弥补比赛质量不足。
他错过了2002年世锦赛、釜山亚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直到2006年才重返国家队。而那几年恰好处于他25岁至29岁的黄金阶段。
可话说回来，把中国篮球后来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推给信兰成一个人，也过于简单。
在我看来，这件事不能只挑一边说。王治郅没有按照此前约定归队，沟通中的一些做法也不够妥当，他确实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超高身高带来的足部压力、NBA的高强度对抗、连续参赛和恢复时间不足，也可能共同影响了他的职业寿命。
这句话原本针对的并不是姚明退役，而是2009年的CBA政策。
到了2024年10月，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职务，郭振明接任。
王治郅被国家队除名，发生在他的首段任期；围绕CBA赛程和国家队管理的争议，则集中出现在他第二次掌权之后。
姚明2002年进入NBA后，几乎从未拒绝过国家队的重大比赛。
2008年初，他因左脚应力性骨折接受手术。为了赶上北京奥运会，他完成康复后重新归队，最终帮助中国男篮进入八强。
这才是王治郅事件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有人说，他用一纸决定耽误了王治郅，又用重国家队、轻职业规律的管理方式耗尽了姚明。
但问题在于，球员何时归队、能否继续参加NBA夏季联赛，本来可以通过合同和协商解决。篮协却把一次职业安排上的分歧，上升到了职业道德和爱国立场的高度，双方之间原本还有转圜余地的矛盾，也因此彻底激化。
站在王治郅的角度，他担心一旦回国，能否按时返回美国缺乏足够保障；但站在篮协的角度，球员收到国家队征召却没有归队，确实违反了此前安排。
依我看，信兰成没有“毁掉”王治郅，却参与制造了一场本可避免的决裂。
这个人就是信兰成。
信兰成重返篮管中心后，2009—2010赛季CBA常规赛从上一季的50轮缩减到34轮，南北分区被取消，外援使用也受到更多限制。
这位执掌中国篮坛多年的管理者，该承担的责任要说清楚，但那些被扣到他头上的账，同样需要一笔一笔分开算。
姚明那次严重骨裂，发生在火箭与湖人的NBA季后赛中。手术让他缺席了整个2009—2010赛季；2010年复出后，他只打了5场，又被查出新的应力性骨折。
它让中国篮球失去的不只是一个球员的四年，更是运动员对管理体系的信任，而这种“组织安排高于职业协商”的思路，很快又被套到了姚明的故事上。
王治郅被国家队除名，姚明年仅30岁便告别赛场，这两件让中国球迷至今难以释怀的事，后来都被算到了同一个人头上。
2017年姚明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后，推动管办分离、联赛职业化和青训改革，的确改变了不少旧做法。
所以，信兰成该为王治郅事件中过重的行政化处理，以及压缩联赛、重集训轻职业规律的政策承担评价；但姚明的退役，则应回到伤病、赛程和职业生涯的完整时间线上讨论。
2002年10月9日，中国篮协正式宣布将王治郅开除出国家男篮，通报不仅批评他不服从安排，还用了“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爱国精神”等非常沉重的措辞。
不过，说信兰成“一纸命令毁掉了王治郅的NBA生涯”，同样不准确。
2011年7月，反复的足部和脚踝伤病让他宣布退役，NBA后来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时，也把提前告别归因于一连串足部骨折和手术。
可改革并没有立刻换来国家队成绩反弹，2023年世界杯中国男篮仅列第29位，依然没能获得巴黎奥运会资格。
那么，“倒退20年”的说法究竟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姚明长期往返NBA和国家队，比赛负荷很大，这一点不需要回避。
问题就出在这里：原本可以继续谈判的职业分歧，最后被推成了一场立场对决。
历史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找出一个人承包所有错误，而是别再让职业问题变成忠诚考验，也别再拿运动员的健康去赌短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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