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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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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徐亮称老二进攻天赋罕见能入选国少

徐亮:其实对于老二来说,我个人认为道理是一样的,他的进攻天赋很少有人拥有,就像德布劳内、莫德里奇,别人无法替代。他们有球商,只要要求到位,防守也能做好。我认为老二不管什么战术体系都能入选国少,三四个月前看视频,发现他身体提升很大,只要持续保持状态就没问题,但能不能维持,就要靠他自己努力。

【球队数据】

国际米兰6-1大胜

上赛季双方各自在主场取胜。博洛尼亚近4次联赛客战国际米兰2次取胜。这是双方第151场意甲交锋,此前国际米兰73胜35平42负,其中主场42胜21平12负。巴斯托尼轮换出场。

(斯科) 

国际米兰4-1,迪马尔科

北京时间11月10日03:45(意大利当地时间9日20:45),2022/23赛季意甲第14轮展开争夺,国际米兰主场6比1大胜博洛尼亚,哲科、劳塔罗、恰尔汗奥卢和戈森斯进球,迪马尔科双响。国际米兰夺得联赛主场3连胜。 

技术统计

技术统计

国际米兰5-1,恰尔汗奥卢

国际米兰3-1,劳塔罗

国际米兰2-1,迪马尔科

第48分钟,巴雷拉传球,迪马尔科禁区右侧12码处射入远角,4-1。第59分钟,索萨禁区内手球犯规,恰尔汗奥卢射入点球,5-1。第76分钟,哲科禁区右侧传中,戈森斯近距离铲射入网,6-1。

国际米兰6-1,戈森斯

国际米兰1-1,哲科

第22分钟,奥索里尼禁区前抽射打中里科吉安尼斯偏转入网。国际米兰随后连入6球。第26分钟,邓弗里斯右路传中偏转,哲科禁区边缘凌空扫射入网,1-1。第36分钟,迪马尔科禁区边缘外任意球直接低射入左下角,2-1。第42分钟,恰尔汗奥卢开出角球,劳塔罗前点近距离头球进球,3-1。

国际米兰(3-5-2):24-奥纳纳;37-什克里尼亚尔,15-阿尔切比,95-巴斯托尼;2-邓弗里斯(61',12-贝拉诺瓦),23-巴雷拉(74',5-加利亚尔迪尼),20-恰尔汗奥卢(74',14-阿斯拉尼),22-姆希塔良,32-迪马尔科(62',8-戈森斯);10-劳塔罗(62',77-布罗佐维奇),9-哲科

博洛尼亚1-0,里科吉安尼斯

【历史交锋】

心源性猝死成为热议话题,在世界足坛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不鲜见,回顾起来,在一次次意外与悲痛后,是反思与措施机制的进步升级。

2016年3月,在泰国低级别联赛的一场热身赛中,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埃肯的23岁喀麦隆球员在比赛无对抗状态下倒地,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维维安-福的外甥,死因是心脏衰竭。时隔13年,悲剧以相同方式降临在同一个家族中,令人尤为悲痛。埃肯的母亲表示,在弟弟福去世后,她曾让孩子们进行过心脏检查,但当时并未发现问题……

2014年11月12日,大连超越俱乐部的梯队训练中,17岁的王仁龙倒地昏厥,送医急救无效离世,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20秒后,丹麦队医飞奔抵达查看;

2018年,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及赛事医疗保障标准》明确规定,赛场配备AED等必要急救设备,是俱乐部获得联赛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37秒后,携带紧急设备的医务人员冲进场地;

不过,即使体检与急救制度升级,一些意外情况依然无法避免,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

如今,在中国的运动赛场,AED除颤等急救设备以及人员、知识的配备与普及,相比当年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职业联赛外,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联赛、业余联赛,都会配置AED等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球员的心源性猝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和埃里克森的幸运相比,早年球员的医疗保障没那么健全。让全世界真正开始关注足坛心源性猝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的悲剧。

在中国足坛的历史上,心源性猝死事件亦屡有发生。

该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赛场,必须配备可以立即取用的AED设备,并安排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急救团队在场,救护车随时待命,这一规定从2019赛季起得到全面执行,并真的有救命之功。

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起死回生”,是广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整套专业响应机制,最终救回了他的命。

赛后,普埃尔塔在返回更衣室后,心脏病再次发作,送医抢救三天后去世,死因为“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

2007年,22岁西班牙后卫普埃尔塔在比赛中一度昏厥,经队医治疗后恢复意识,被搀扶下场。经过场边检查后,令人震惊与懊悔的一幕发生了,普埃尔塔觉得自己已经无恙,坚持要求重返场地,踢完了剩余的比赛,还做出了一次门线救险。

笔者及同事参加过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赛(俗称网络杯),由网信办、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市足协承办。每个比赛日,现场都会配备AED、救护车以及医疗团队,这为参赛者的运动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在当年联合会杯四强战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28岁的福在无对抗状态下突然两眼翻白倒地,队医和急救人员紧急入场,发现他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虽然经过持续4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又送往医疗中心继续抢救,但福还是因心脏骤停去世。

可以说,埃里克森倒在这样一座球场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里有学过急救知识的队友、裁判,因为这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医,因为这里有齐全程度不比救护车差的急救设备,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

福的离世,令国际足联、欧足联等机构开始强制普及心脏健康筛查制度,并推动职业赛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系统性急救培训。

根据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这类大型群众体育比赛现场,必须配备AED,且确保放置在3分钟内可以取用的范围内,医疗团队标配至少1名执业医师或急救医生,同时有救护车待命。另外,参赛人员要签署风险告知书,同时集体购买运动保险。

职业足球这样一整套急救体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案例,经过无数人的反思与努力后,才逐渐健全起来的。

自埃里克森倒地丧失意识开始:

52秒后,AED设备抵达;

5秒后,主裁判泰勒识别出危险,立即吹停比赛,召唤队医;

在当年的条件下,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条件进步与相关保障制度的跟进,抢救成功率有了提升。

“坚持比赛”,成为付出生命的惨痛教训,自此整个足球界达成共识:任何在场上非碰撞引起的突发性昏厥,都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医疗警报,球员必须被立即、强制性地换下,并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可以说,阿圭罗的选择虽然艰难,但却是明智的,在已出现症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职业足球的极端生理负荷,就像在一个不稳定的心脏电路上不断“加压”,极易引发灾难性后果,继续比赛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96秒后,开始除颤操作和心肺复苏……

可以说,如今的办赛理念,从当年的“保障赛事”,已逐渐进阶到“保障参赛者生命健康”这一层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尸检报告显示,福死于“肥厚性心肌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异常增厚,在剧烈运动时,增厚的心肌可能导致心腔血流梗阻,并引发致命的室颤,发病前可能毫无征兆,常规体检也难以发现。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是21世纪最著名的足坛猝死事件之一,也直接改变了现代足球对球员心脏健康的认知和保障体系升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职业球员是身体素质优良、心肺功能发达的典范,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心脏问题猝死,但事实上,一些隐藏的心脏疾病,反而可能被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所诱发。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U21),青岛颐中二队的希望之星、18岁的曹春鹏在无对抗状态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去世,经查死因为“心肌梗塞”。

2021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与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阿圭罗在场上感觉心脏不适,呼吸困难,他主动要求下场,随后入院进行检查,被查出患有“心室性心律失常”。在两个月的治疗与观察后,出于谨慎起见,阿圭罗在12月含泪宣布退役。

另一起与福事件一样震惊世界的猝死案例,发生在西班牙,而且过程更让人扼腕。

与普埃尔塔悲剧形成反差的另一案例,是阿根廷球星阿圭罗的主动退役。

可以说,福的悲剧,是一个将“运动员心源性猝死”这一医学问题,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到全球公众视线前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足球史上的一道伤疤,更是一个转折点,直接促使全球体育界建立起更科学的心脏筛查制度和更完善的赛场急救体系。

设想一下,假如埃里克森像大多普通人那样,倒在了急救资源缺少的家里、健身房或者街头,后果恐怕将是不乐观的。

(李普利)

【球员介绍】

在女足亚洲杯的两场比赛过后,两连败的伊朗女足已经无缘出线,但她们却以另一种方式持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对此,伊朗国际电视台记者拉哈普尔巴赫什在播客中称,伊朗女足队员受到了胁迫。“她们被告知,必须跟唱国歌,如果进球,要表现出喜悦和幸福,以显示一切正常。她们的电话被窃听,被强迫签署协议,向当局保证不会向澳大利亚申请难民庇护,她们被威胁结束职业生涯并入狱。”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伊朗反对派的发声,他们呼吁“救救我们的姑娘们”,希望澳大利亚当局采取行动,给予伊朗女足队员们政治庇护。他们担心,这些姑娘们回国后可能面临惩罚,根据伊朗现行法律,叛国罪可能被判处死刑。

在昨晚比赛后,伊朗女足教练贾法里说,她和队员们已经做好了回家的准备:“我们希望尽快回伊朗去,我想和我的国家、家乡以及伊朗国内的伊朗人在一起,我们渴望回去。”

从这些抗议者携带的旗子等标识可以看出,他们是伊朗现政权的反对者,这次包围大巴的举动,是他们对伊朗女足姑娘的声援。在混乱中,有示威者声称,看到车内的伊朗女足队员朝着窗外做出国际通用的“SOS”手势,这被视为她们在试图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

对于伊朗女足姑娘来说,现在的局面显然是始料未及的。她们大多数人只是想踢球的女孩子,但却被卷入到战争与政治漩涡之中。如今围绕这支球队的争议,已经成为了伊朗国内保守势力与海外反对派互相攻击的阵地。

在伊朗女足首场拒唱国歌事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这种行为是“无耻与背叛的顶峰”,主持人沙赫巴齐进而警告说:“在战争时期,叛徒必须受到更严厉的对待,任何人在战时出现对国家不利的行为,都必须面对严重的后果。”

在亚洲杯首场比赛前,伊朗女足全队在唱国歌环节保持沉默,这被解读为对伊朗现政权的无声抗议。但在第二场比赛前,伊朗女足又全体唱起了国歌,还集体敬了军礼,行为上的巨大反差令人诧异。

对此,澳大利亚当局回应较为冷淡,外交部助理发言人马特说:“很高兴看到伊朗女足参加亚洲杯,出于隐私原因,我们不会谈论个体情况。”

时至今日,伊朗女足的话题早已超出了足球乃至体育的范畴,成为了政治博弈的焦点,姑娘们成为了夹在伊朗两派斗争势力中间的无辜羔羊。无论她们做什么、说什么,各方只会依据自己的立场需要去解读,而不会在乎当事人的原意与感受。

在周日晚0比2负于菲律宾队后,伊朗女足的球队大巴正在驶离球场,突然遭到大约两百名示威抗议者的阻拦,这些人包围了球队大巴,拍打车身,并高呼“放她们走”。

截止目前,澳大利亚当地的抗议者已经收集了4万6千多请愿签名,要求澳洲当局留下这些伊朗女足姑娘们,避免她们回国面对危险。

事实上,在本届亚洲杯之前,就有伊朗女足球员退出了球队,试图远离风波中心。退队的主力后卫卡玛丽曾在社媒发声:“我无法假装一切正常,这个决定并非出于愤怒,而是因为清醒认知,出于对良心的尊重。我告别国家队,而不是告别足球,希望有一天,我能在平静的环境下为人民踢球。”

一位名叫阿拉-拉苏里的示威者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求救手势是最令人担忧的。”另一个抗议者则称,她已前往当地警察局,寻求警方帮助:“有一段清晰视频显示,她们中的一个人在做求救手势,她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

还有一名示威者声称,她的母亲在酒店电梯里遇到了两位伊朗女足球员。“她们告诉她,不能多说什么。在伊朗,她们的家人受到威胁,她们非常害怕。当我们追逐大巴时,她们有人在车里哭。”

请愿书说:“作为亚洲杯的举办国,现在是时候发挥原则性领导力了。”政治活动人士、前澳大利亚队长福斯特也说:“澳大利亚应确保没有球员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离开。”

贾法里这话,在不同立场的人听来,会是不同的意思。伊朗当局的支持者会理解为,球队想回去与国家人民共度时艰。而伊朗反对派则会解读为,这是在胁迫之下为求自保而说出的话……当战争与政治影响到体育与足球,当出于立场的描述歪曲了真相,就像首场比赛中贾法里的神秘微笑,也许只有她本人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李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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